在那些年里，无论我所具备的对我的利益的个人敏感性有多么迟钝，但是，我被一种环境从苦难中拯救出来。这种环境并非总能表现出来，以帮助那些孤立无援的发现者们。一般地说，这样的人由于需要了解他们为什么缺乏同情，或者对他们的同时代人的嫌恶而感到苦恼，并且把这种态度作为担保自己的确信感的一种令人苦恼的矛盾。对我来说没有必要产生这样的感觉。因为精神分析理论使我能够理解我的同时代人的这种态度，并把它看作是基本分析前提的一个必然结果。如果这是真的，即我发现的这些事实会被一种带有感情的内部抵抗所阻止，而无法了解病人本身，那么，这些抵抗也一定会在健康人身上出现，只要某种外部根源使他们面对着受到压抑的东西。毫不奇怪，他们应该能够证明，在理智的基础上对我的观点进行这样的反对是有道理的，虽然最初它实际上是带有感情色彩的。同样的事情往往同样经常地发生在病人身上；他们提出的论据同样毫不令人赞赏。用福斯塔夫（Falstaff）的话说，理由简直“俯拾皆是”。[218]唯一的差别就是对病人必须施加压力，以便诱使他们洞察到自己的抵抗和克服这些抵抗。而在对付外表上健康的人们时，我们就没有这种便利了。如何强迫这些健康的人以冷静和科学的客观精神考察这个问题，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，最好留待时间来解决。在科学史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那些在起先除了产生矛盾之外，什么也没有实现的命题，在后来却都得到了承认，尽管并没有提出支持它的新证据。